前言 笔者认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并不是一个新理念，更多的是对中国现有发展格局的延续和升级。但对于建筑企业而言，国内业务将迎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基础设施将成为大循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的重要保障，但海外业务会受到较为持久的冲击。 双循环格局的形成过程 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我国发展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日益增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着眼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论断于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首次提出，后续多项会议均对“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内涵、应对做了进一步阐释。 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6月18日，陆家嘴论坛，刘鹤副总理发言：“我们仍面临经济下行的较大压力，但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7月21日，民企座谈会，总书记亲自详细阐述其内核，指出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更要让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格局。企业家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的能力，提高把握国际规则能力，提高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提高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能力，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双循环”虽然是今年新提出的理念，但现实中，中国从17年就已经开始了转型。表现为外贸依存度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持续走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持续增加。 纵向比较，即从时间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其实从94年开始，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三次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转型。这一次的“双循环”的提法可以认为是第三次转型未来发展路径进一步的清晰化。 第一次转型就是94年开始的外需拉动下的工业化加速的过程，这个过程在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是戛然而止。 从09年开始，以“四万亿”为代表性的事件，我们进入第二次转型，这个阶段形成以地产基建等内需非贸易部门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副产品、副作用，就是宏观杠杆率会提升比较快，整个经济的宏观金融风险会累积的比较多。 所以从17年开始，以“资管新规”为标志，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到第三次转型，这一次转型的核心特征是以国内消费需求的升级和扩张来拉动我们本国的制造业升级。这一模式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最新发展格局表述是非常一致的，后者是第三次发展模式的一个明确化的导向。 “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内涵举措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对内改革创新，通过打通要素壁垒，串联经济运行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加速经济循环，同时加快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等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坚持高水平多领域对外开放，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助推外部循环。 （一）打破国内市场上存在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要素流通障碍，通过促进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来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在中国国内，各种要素与商品的流动面临较大的障碍。例如，公路货运面临高昂的运输成本，跨省贸易面临更加严苛的检验检疫流程，劳动力的跨境流动也面临各种各样的歧视性政策等。这些要素与商品流动的障碍无疑会显著削弱中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优势。目前国家已经在行动，2020年4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意见》，其核心所指就是要促进要素定价的市场化以及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要素的范围涵盖了土地、劳动力、专业人才、金融资本、技术成果与数据。 （二）推动消费市场的持续扩大与消费持续升级。第一，这意味着要保证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较快增长；第二，要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来缓解中国国内的收入与财产分配失衡的格局。只有让全体人民在更大程度上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才能促进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大与消费升级的发生；第三，要保证居民将更多的收入投入到消费，就必须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政策，如果房价继续快速上涨的话，更多居民收入会被用于偿还月供与储蓄买房，从长期来看，这会对消费增长形成负面挤压；第四，这也意味着必须加快户籍改革与农村土地改革，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热情。 （三）进一步加强区域协调发展。要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广大生产和消费腹地作用，推动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形成东、中、西错落有序的产业结构。东部地区发挥产业优势基础和科研高高地，重点突破核心高科技产业，中西部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建立健全转移产业的生态建设。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努力提高人民可支配收获入，激发中西部广大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四）要必须确保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促进中国企业通过各种努力实现技术进步、在产业链价值链上不断向上攀升。中美经贸摩擦未来有全方位升级的风险，其中美国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遏制将是重中之重。在这一前提下，中国政府必然会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来大力发展国内高科技行业，这意味着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定价与保护、鼓励科研成果更好更快地向技术产品转化、对国内教育培训体系进行调整、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扶持力度等政策举措。当然，发展高科技也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东边不亮西边亮，在美国试图与中国实现高科技“脱钩”的前提下，中国仍需要强化与欧洲国家、日韩等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五）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努力参与各种双边、区域与全球性多边合作，实现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事实上，即使在国际摩擦显著上升的背景下，近年来中国政府依然在加快国内市场的开放力度。例如，今年6月1日海南自贸港总体实施方案的出台，就标志着中国国内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又如，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国内金融市场以及国内金融机构的开放方面速度很快。在全球经贸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演进出现了区域化的新特点。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应该充分发挥中国东盟自贸区、RCEP、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增强中国在上述机制中的影响力与贡献度，通过双向开放来促进共同发展。 产业的发展机会 （一）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释放的园区建设需求。随着东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正从东部向中西部区和海外迁移。相比于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引导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仅有利于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还能将产业链留在中国，完善国内工业体系，加快内循环的建立。中西部承接地应建立承接产业转移的平台和产业园区。产业转移时不光会考虑要素成本，还会考虑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因此，中西部地区在主动招商引资的同时，还应该着手提高产业链的协同性，比如建立产业园，完善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高速公路、航空、交通枢纽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发展现代物流，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为解决关键技术、关键设备的“卡脖子”难题，未来加强对芯片、高端设备制造等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的自主可控，相关产业园区厂房、研发中心的建设与传统房建不同，对洁净度、功能性等专业性要求极高，设计及建设需求更加精细化。 （二）加大新老基建投资，为双循环格局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形成国内大循环要求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经济运行环节，新老基建在四大环节扮演重要角色。更加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加快流通效率，5G等新基建的建设又能为生产、流通环节赋能。 据不完全统计，新基建未来投资规模累计超过40万亿。“新基建”给建筑行业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机遇。新技术应用层面，新基建对于建筑企业提出传统建造和新专业（运营能力、专业安装能力、勘查选址设计能力）的双重需求。产品层面，“新基建”也将对城市综合开发、商业地产、智慧城市带来进一步的升级机会。主业层面，受益于“新基建”未来的逐步建设，建筑业也将迎来能力的提升窗口期，充分利用自动化、人性化、智能化，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对纯人力依赖程度。 中国全社会各种物流成本占到了GDP水平的15%，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运量比重低，未来要着力基建补短板，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一是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二是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将原来的普快调整为货运专线，提升利用率；三是在一些交通枢纽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联运效率；四是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畅通的智慧交通。 （三）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冠疫情的机遇，利用外部资本和技术完善产业链。从全球来看，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只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其次要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构建“一带一路”合作创新网络。疫情对沿线发达国家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势必对其创新链、产业链带来不利影响，大量新技术新产品需要寻找资本和市场进行转化。应抓住机遇，积极吸引这些技术和项目来华发展，以中国的产业链承接这些国家的创新链，进而促进我们自身创新链的建设。最后建议选择对外开放基础较好、创新氛围较为浓厚、产业体系相对健全的地方，谋划建设面向“一带一路”、以合作创新为核心主旨的示范平台，重点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规则对接等方面先行先试，条件成熟时再复制推广。 （四）“双循环”新格局下，把握内需载体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机遇。在新形势下，迫切扩内需阶段，需要以城市集群作为增长极，中东部地区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西部地区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应用高新科技寻找创新发展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在中东部地区要重点规划建设好城市群都市圈。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 未来城市重点建设包括环保、公共卫生、养老健康、教育、仿灾减灾等软基础设施投资，又包括以城际轨交、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等城市升级工程投资，以提升城市间互联协同、城市内防洪抗震、应急避险、建筑节能等能力，还包括5G、量子通讯、传感器等智能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建筑企业的应对策略 （一）加强设计规划与施工融合，发挥设计在新基建、产业园区等专业性领域的引领作用。一是要提升专业化、大型化项目设计施工能力，特别是洁净工厂、智慧工厂、特高压、5G基站等具有前段感知系统、底层数字架构的建筑工程和园区建设等大型工程，专业化设计要通过需求拆解、设计优化，提升建筑效率，满足客户需求，大型工程要整体设计，统筹规划。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局院融合，首先在人才方面，健全人才双向交流机制，培育既懂设计、又懂施工的复合型人才。其次以EPC为抓手，培育产品思维能力，要进一步强化和丰富建筑的产品属性，增强企业的产品和客户意识；要不断关注客户的需求和用户体验，并将安全性、功能性、舒适性以及美观性的客户需求和个性化的用户体验贯穿在产品建造的全过程。最后，加强业务上的局院联动，营销派出施工和设计人员，保证方案的专业性。 （二）业务拓展方向，围绕核心城市群，重点投入城市基建和城市轨交、城际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基建。一是要加强高端营销，积极参与地区顶层设计，为城市群发展、产业园区规划提供智力支持，交付综合综合解决方案；二是要进行专业化改造，如统筹集团同业务资源，成立市政、轨道交通等专业化公司，以减少内部协作壁垒；三是要优化资源配置，坚持“动态评估，合理落位”的原则，既要保证热点区域资源投放充足，又要避免无序竞争，实现组织、市场、人力、资金等资源的匹配。机构方面，首先要实现机构与市场布局一致，避免异地管理，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同时要发挥区域总部内部协调统筹、外部沟通对接职能，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要求对接多区域政府和多职能部门，项目复杂度、困难度、综合性显著上升，内部也涉及多单位多部门，要打破单位强，加强协作，保证工期；项目竞标也要避免内部恶性竞争。 （三）加强核心科技研发，解决科技“卡脖子”难题。合作机制方面，加强产学研结合，联合高校、企业、协会成立联合协会和科研平台，共享科研资源和成果，协力攻关难点技术和关键设备研发；同时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交流和研讨；激励机制方面，完善有利于创新的评价激励机制，提升科研人员积极性，股权激励方面，试点股权激励机制，公司研究人员以技术股、现金股等多种形成持有公司股权，享受科研成果的分红；薪酬绩效方面，不简单以学术头衔、人才称号确定薪酬待遇、配置科研资源等；建立重结果、重绩效的评价体系；资源配置方面，首先加大对科研资源投入力度，其次优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主攻盾构机、建筑信息软件、建筑设备核心零部件等关键环节；加快成果转化，实现资源动态调整退出。 （四）优选外部市场布局，更加重视海外业务风险防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意味着国外业务充满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国内建筑企业要谨慎开展海外业务，在已有业务区域深度经营，保持业务稳定性，以内部稳定性熨平外部不稳定性。国别布局要做好前期评估，深入研究当地政策、市场、法务，规避风险较大区域，确保管理和运营始终合法合规；业务开展要建立覆盖前中后期完善的评估体系，不能为了做业务而做业务，项目开展前做好风险识别，设立应急预案，项目运营过程中动态监测，与属地保持密切沟通，项目运营后重视资金安全性和运营稳定性。深化属地化发展，稳步提升海外雇员占比，要在重点区域形成实体组织，借助完善的激励机制形成公司效益与属地员工个人利益的关联，与当地分包商、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摆动的彩球 本文作者邹尚，来自上海攀成德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文章所列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攀成德立场。